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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发挥宗教和顺思想积极作用

作者: 来源:中国西藏 发布时间:2022-06-17

/ 周拉  肖航

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对藏传佛教作了“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指示,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确定了清晰的具体目标。2021722,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西藏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支持、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关怀。习近平总书记在拉萨哲蚌寺考察时指出,“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律。藏传佛教的发展,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有利于社会稳定。宗教要和顺、社会要和谐、民族要和睦。希望藏传佛教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我相信这条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好。”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语重心长、高瞻远瞩、意义深远,为我国新时代藏传佛教工作和藏传佛教自身健康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和实现路径,为推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根本遵循。

“宗教和顺”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基本精神和发展路径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基本精神,“和”文化尊重事物的多样性、和谐性,强调“和实生物”。综观我国各宗教的发展历史,都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增进共性的精神,追求“和”的境界,遵循“顺”的规律,适应所处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自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画出宗教和顺同心圆,形成了我国多元通和的宗教生态。可见,“宗教和顺”是中国宗教的共同思想和精神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包括宗教在内的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宗教众多,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和睦,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宗教和顺,是宗教间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基础上增进理解的关键因素,是积极推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有效途径。倡导宗教和顺,做到宗教内部的和谐、宗教之间的和谐、宗教与社会的和谐,促使宗教主动适应所处政治环境,顺应所处时代变化,融入所处社会文化。

藏传佛教工作关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祖国统一,要让“宗教和顺”思想成为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基本精神。历史上,藏传佛教学者将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从梵文、汉文等文字翻译成藏文,并用藏族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行解读、著书立说,逐步建立起适合自身的话语体系和理论建构,使得藏传佛教的语言表达、经典义理、修持实践、行为规范等全面实现本土化。诸多爱国爱教人士秉持慈悲为怀、自利利他、普度众生、随顺世界、随机教化的大乘佛教精神,主动顺应我国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藏传佛教经典、教义、教规、戒律及藏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和”“顺”理念,所提倡的“慈悲”“缘起”“因果”“中道”“发心”“平等”“二利”“契理契机”等无不充满着“和”“顺”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充分体现在唐卡艺术、藏医药、藏戏、格萨尔等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对藏传佛教教义及藏族传统文化中包含的众多优秀的、积极的、进步的因素进行大力挖掘、梳理、总结,可以彰显其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特价值,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思想资源。

“中国化”是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优良传统和自觉行动

佛教于1300多年前传入西藏,不断与西藏本土文化相融合,从彼时起就自觉沿着本土化、中国化的方向发展,最终成为富有中国精神和鲜明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初期,文成公主进藏修建小昭寺,为民族文化交流和藏传佛教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10世纪以后,佛教不断与西藏本土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深度融合,出现了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觉囊派、格鲁派等教派。宋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各教派与汉传佛教互动频繁,进行经典互译和交流交往,共同推动中国佛教发展。

自公元13世纪末噶玛噶举派黑帽系首创活佛转世制度以来,藏传佛教各教派相继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历代中央政府通过册封藏传佛教各教派首领,扶持宗教力量,管理西藏事务。1244年,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亲赴凉州,1247年举行“凉州会盟”,并发表《致蕃人书》,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各教派高僧大德不断向中央政府请求封赏和封号。明朝对藏传佛教各派高僧实行多封众建,先后封有三大法王和五大教王。清朝册封众多藏传佛教活佛为“呼图克图”“诺门罕”等。五世达赖、六世班禅、章嘉若必多吉等爱国爱教高僧为巩固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1793年,清朝中央政府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成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中正式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近代,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积极抵抗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期间,五世嘉木样、喜饶嘉措等爱国人士在各地开展各类佛事祷告、募捐倡议活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丰富和发展了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具体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十世班禅一生践行“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传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成为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典范。进入新时代后,十一世班禅继承历代班禅“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高举藏传佛教“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鲜明旗帜,不断践行藏传佛教“慈悲为怀、弃恶扬善、利国利民”的情怀,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引领藏传佛教顺应新时代发展步伐,教育信教群众爱国守法,坚决与分裂活动作斗争,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由此可见,坚持中国化方向是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必由之路,“爱国爱教”是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优良传统和自觉行动。

发挥宗教和顺思想积极作用,深入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不断增强藏传佛教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大量藏文古籍文献记录了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记载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蕴藏着丰富的“和”的思想,要充分挖掘、整理、研究藏传佛教领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赋予其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意义。加强藏传佛教教义的现代阐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科学文明精神和理性价值观等植入藏传佛教组织制度、教风建设、寺院管理等各项工作中,尤其是对藏传佛教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阐释,促使藏传佛教自觉主动适应时代步伐和现代文明,制止藏传佛教迷信化、神秘化和商业化现象。深入贯彻“宗教和顺”理念,促使藏传佛教不断适应新时代,提升藏传佛教中国化水平,从而做到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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