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玛冷智  青海省民委古籍处

　　20世纪30年代，更顿群培等藏族学者提出保持民族语言统一的重要性，甚至认为藏族历来有“却改”（ས་ད）为民族通用语，国内语言学家却提出标准语的确立问题。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外藏学家尤其是木尔盖・桑木旦、东噶・洛桑陈列、恰白・次丹彭措、桑杰、达哇洛者藏族学者，广泛关注民族共同语，并提出了不少观点。纵观现状，藏语学界把藏民族共同语定名为་ད，并对藏语书面语为基础的词汇和语法规范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在确定基础方言尤其是标准音方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倡“书面语”（ག་ད）、“牧区话”（འག་ད）、“拉萨话”、“安多话”、“康巴话”等者，比比皆是。这些观点各有道理，但如此各执己见，长期争论，影响了藏民族共同语的确立、发展和推广，进而影响了藏区信息技术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乃至失去了许多适应全球经济和知识体系的良机。标准语问题，实际上就是标准音的问题。们认为，从语言的历史发展观入手，把历史悠久的“却改”（ས་ད）引入讨论，则能够兼顾各种因素，合理解决标准音选择问题。

　　             一、 藏民族共同语的历史回顾

     藏语分布广泛，方言众多，发展不平衡。作为超方言的语言形式，书面藏语维持、支配着藏民族言语集团的统一和延续。我们探讨藏民族共同语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崭新而又古老的话题。谓其崭新，是因为我们站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藏区社会蓬勃发展的信息化时代，基于普及民族教育、加强经济建设、发展科学技术和促进社会进步，而现代语言科学的发展为其研究开拓了崭新的视野。谓其古老，是因为我们的前人曾经立足不同社会时代，基于不同目的，通过不同方式，多次探讨这个话题。

     漫长的书面语发展史，为我们确立共同语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早在7世纪松赞干布时青藏高原多元部族的统一强大和社会进步，促进吐蕃社会确定和推广了民族标准语。作为西藏“语文之父”，吞弥・桑布扎系统地分析、研究本族语言的语音系统和语用规则，选择语法学相对发达、表达系统完善的古印度文字为基础，改造“创制了一套基本上反映当时藏语语音面貌的拼音文字”（戴庆夏.1998：69）。与之相配套，吞弥完成8部语言学著作，完整地提出了中古藏语的语音标准、语法及词汇规范，由赞普钦定并带头学习推广，是现行藏语言文字规范实践的开端。其中流传至今的《文法三十颂》侧重解释辅音和元音分类、格语法、虚词的语法范畴等；《字性组织论》重点探讨语音结构、字母搭配、动词屈折变化规律、名词和动词的语义句法关系等。吞弥由此主导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厘定即法定语言规范。

     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发展，促进了吐蕃语文的规范化工作，藏语文厘定提上了王室和寺庙译场的重要议事日程。9世纪赤德松赞时期，噶觉祥（噶瓦・贝择、觉茹・鲁坚赞、祥・叶西德）等译师主持第二次藏语文厘定，结合《语合》编纂，以佛经用语的规范为重点，确立了吐蕃语言的标准形式，对书面藏语的规范统一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藏语语言规范的标志性文件《语合二卷》卷首赞普政令指出：་ང་ན་ཅང་ར་ད་དང་་གར་་མཁན་་ཐམས་ཅད་ས་ས་ད་གཏན་ལ་ཕབ་།……་བཙད་་་་ང་བཙན་ས་བལ་ནས་བཀས་བཅད།（ལ་མས་ན་ན་༨༣༩），将ས་ད确立为法定的民族共同语。吐蕃时期的两次厘定，皆以卫藏话为基础，对语音（如语法后缀d尾、后置v写法、前置清辅音等）、词汇都做了系统性规范，以适应藏语发展、变化和佛经翻译的实际需要，奠定了卫藏方言在藏语中的重要地位（桑杰1991），藏族历史上由官方确立的标准语正式形成，后世藏学家用ས་ད作为专用术语。多数藏学家认为吐蕃社会有通行的共同语，如毛儿盖・桑木旦指出：“赤松时期的碑铭，不分kha和ga、c和ch、p和ph等，随手书写；kh和ch前带g和b之音节也不少；旧词亦多。这其实是当时的共同语（་ད）。笔者认为只要稍通文字，就会知道要符合当时吐蕃通行的写法（ད་་འ་གས）（毛儿盖3：69）。

     吐蕃王朝灭亡后，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中心很快转移到古格，佛教在古格王意希敖的支持下获得新生，而佛教后宏期的藏语标准化工作也在古格完成，ས་ད作为专门术语经常出现在仁钦桑布、俄・洛丹希饶等佛学翻译大家的笔下，并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和推崇。不过其功勋重在语法和词汇，语音上的新规范并没有影响到后来藏语的发展实际，很多语音形式“其实依然保留了第二次厘定时的标准”（觉顿：1476年）。12世纪，西藏的中心转向萨迦，以佛家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为前提，萨迦・索南泽摩（1141-1182）和萨班・贡噶坚赞《文字启蒙读法》及其注疏，体现了佛学家个人在语言规范中的权威，其关于辅音音势及各种组合规则的分类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语音学理论高度。以萨迦寺为中心的标准音音位系统，得以确立，不过此时的标准音通行区域是有限的。随着语言的自身演变，萨迦话同拉萨话、古格话开始存在方言差异，13世纪的ས་ད对全藏来说主要是词汇和语法，有关方言语音的妥协性描述，透露了ས་ད并不完全作为权威标准音强制推行于全藏的信息。

     以1409年甘丹寺的创建和祈愿大法会的举行为标志，格鲁派逐渐成为西藏宗教的核心力量，宗喀巴师徒及中世纪佛学作家的精炼加工，使佛家文学语言形式达到了高度严谨和标准化的程度。1642年五世达赖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后，格鲁派三大寺为中心的拉萨重新获得了西藏的中心地位。毛儿盖・桑木旦指出：“尤其宗喀巴师徒前后，西藏出世诸多大学者，创作风格符合语法规则，并符合西藏共通语（ད་་་འས་ད་），措辞优美，通俗易懂，而且木刻印刷术得到大发展，词汇和句式都从根本上得到统一规范。”（毛儿盖3卷：422）自然形成的西藏书面共同语（ད་་ན་ང་་ད་ག）因经典诵读需要和师徒口耳传承，僧侣集团内部延续着严肃的标准形式，也逐步拉大了同拉萨市井大众口语的距离，ས་ད全面趋向以佛教书面语为主的传统知识阶层语言变体。而司徒、赛多等的文法和语音学著作，使基于书面ས་ད的词汇和语法形式进一步统一。但其语音标准并不象语法那么严格，以至于ས་ད表现为一个没有地域概念、而侧重宗教阶层的书面形式，在不同的教派和地区允许存在本地化的语音变通和差异。到20世纪初，全藏形成了格鲁派为主、以拉萨为中心的社会宗教格局，拉萨三大寺的格鲁派ས་ད已经成为无可非议的权威社会方言，据此说：“实际上，西藏的共同语已经形成，历史悠久，下自安多，上至卫藏各地，只要按照ས་ད，就不存在什么交流障碍。”（根顿群培）

     纵上所说，ས་ད原本如同汉语雅言�D�D官话�D�D国语，是历史上西藏人民的通用语言，它萌芽于吐蕃，形成于古格，发展于萨迦，定型于中世纪的拉萨，也是目前我们讨论的藏民族共同语即་ད的历史和文化基础。ས་ད在萨迦以前表现为全藏通行的标准语，后来随着方言的分化，其语音方面的规范地位逐渐萎缩，演变为佛家主流文化所确立的一种权威社会方言，书面语为其载体，寺庙辩经习惯用语为其语音表现。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方言中，宗喀巴师徒文集历来作为语言研究乃至书面语规范的典范，主要以书面形式存在，以宗教目标为基础。在语音系统上，主要体现为诵经辩经和讲经说法的统一形式，是一个书面语特征明显、保留部分古藏语形式、同时靠拢拉萨话的语音系统。其主要缺陷是，与日常语言有一定的距离，不能满足日益变化、提高的生产生活需求。

     解放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藏区社会、教育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寺庙的文化和教育垄断地位被打破，一大批俗家知识分子茁壮成长，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手工标准数据，6岁及6岁以上藏族人口4791241中，接受初中以上教育的达635633人4，超过出家僧侣4倍以上。在世俗文化为社会主流的今天，宗教阶层确立的民族共同语已演化为典型的书面语言，虽然其有超方言的功能（张济川甚至认为自吐蕃时代就是一个超方言的系统），但其与现代口语的距离是明显的，无力扮演民族共同语的角色。与此同时，吸收为首批藏语文教员的僧侣作家们把ས་ད传播到世俗社会，书面语和口头语、僧侣阶层语言和市井大众语言的接触成为可能。而社会的进步、信息的畅通和交往的扩大，为书面语的口语化、宗教语的大众化提供了广阔舞台，世俗上层由此提出了新社会背景下的民族共同语问题，并在传统的ས་ད基础上试图重建新型知识分子集团为代表的权威社会方言�D�D་ད。马学良等指出：“藏语的标准语是指以卫藏方言为基础、以拉萨语音为标准音正在形成的藏语标准形式。”（马学良.1997：236）此处所谓的正在形成，除了卫藏话拉萨话的重要地位，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以ས་ད为背景，经过加工的书面卫藏语为典范，现代白话文学语言为标准的知识分子语言。

     实际上，在当今社会，作为社会权威方言的ས་ད不仅仅为宗教精英所独有，而是整个卫藏知识分子语言的重要部分，也随着书面语言同口语融合的需要，正在逐步完成向་ད的历史转型。藏族学界所提倡的拉萨书面语音系统为共同语基础的观点，可以解释为ས་ད向་ད的转型。语言是一种客观现象，有着自身的变化规律，语言学家要认识到语言的发展方向，且“认识到了这个发展方向的重要性，语言学家就有可能并且应该作出贡献，加速这些有用的发展进程。……就应该负起责任来帮助语言尽快走完它的中间阶段，完成它的统一。这不只是一件事务上的工作，而且是一种爱国的责任”（A.格拉乌尔.1956：96）。这种转型和统一，将促成历史上民族标准语的宗教阶层或知识分子语言，转向群众的生产生活或世俗科学语言，以便在更广泛的领域服务现代社会。

     在藏文语言规范研究领域，更敦群培、才旦夏茸等语言专家都认为宗教语基础上的藏民族共同语有着长久历史和重要作用；桑杰1991年《关于统一藏族语言的几点思考》、木雅・布楚1995年《语文统一的必要性和方法》（《贡嘎山》藏文第1期）、边巴嘉措2001年《从语法学角度谈谈藏语规范化问题》等，从藏语历史演变、书面藏语音系特征、传统文法对藏语语音系统的归纳和描写、藏语书面语的社会地位等方面，指出应当克服卫藏话的一些不足，以经过文学语言加工的卫藏话为通用藏语方言基础的观点，得到比较广泛的响应和赞同。这说明，藏民族共同语采用一个地域方言和一个社会方言的“双重参照系”是可行的。那么“双方言基础”上确立共同语的设想是否符合一般的标准语理论、原则呢？

　　二、 藏民族共同语“双方言基础”的提出和应用

　　　与西藏的社会、宗教历史相协调，ས་ད的标准语化（Standardization）承载着西藏悠久和灿烂的文化，纪录和使用藏语的精华和方言间共通的部分。发展到20世纪，ས་ད词汇和语法系统比较明确，且这两方面已具备所有藏语变体、方言所共有的语言特点，可以认定为能够在教学语言中作范例的知识分子书面化标准语。但在语音上不是，虽然不象有些人担心的那样是拉萨地域方言和宗教阶层社会方言的混合交杂，是一个自足的语言系统，既不同于纯粹的拉萨话――拉萨市井的民众语言，也不同于纯粹的佛家语言――寺庙内部僧侣诵经辩论、讲经说法的交际语言。但毕竟是少数人的专利，甚至仅仅属于宗教语境，却有一定的局限性，不适用于大众的科学的生活，正处于调整和转型阶段。

　　　与词汇和语法相比较，语音恰恰是共同语所要具备的一系列语言特征中的重要部分。理论和经验告诉我们，以一个活的地域方言为基础、选择一个地点方言作标准音，是必要的。传统观点认为，制定标准语关键在于科学地分析和归纳一种代表性地点方言的音位系统，确定相应的音位文字来记录和推广。“这种有代表性和有权威的标准音点一般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所在地。”（马学良.1997:431）在藏区，具有权威和代表性的地点，首推拉萨。那里是历史上确立标准语的故土，藏人心目中的圣地，布达拉宫光彩照耀的宝地，唯一的自治区首府，各方言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城市。随着社会的开放、交通的便利、人员的流通、文化的发展，拉萨在的藏区中心地位将不断提高。而语言则是个动态的符号系统，语言规划相应地是一个立足过去、服务当前、面向未来的系统工程。从过去和将来各方面考虑，拉萨最具备基础方言点的条件，也是“正在形成的藏语标准形式”的中心方言区。但是拉萨市井语音内部有些分歧，如古浊音清化后有送气、不送气两种形式（金鹏.1983:153），浊鼻冠音的个体音值差异，声调系统的不稳定性等，同时可能受夏尔巴等周边语言或方言的影响，一些词汇和句子的语音表达形式存在土话成分和歧异现象，暴露出单一方言的一些总体缺陷，导致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些现象说明，笼统地说选择拉萨话为标准音，是不科学的，也不具备应有的群众基础。

　　　我们试图选择拉萨话为标准音，又发现了它的缺陷，就要求们用藏区社会高声望的语言变体�D�Dས་ད及其新的书面语发展形式来调整、加工，使之具备藏语其他变体所能接受的共有语音特征。经验告诉们，确立标准语的过程包含两个主要步骤：创造一种可供模仿的模式和使该模式的地位超过其他与之竞争的模式。第一个步骤是认定一种可以成为标准模式的变体。被选作模式的可以是地理方言(例如首都地区的方言)，可以是影响大的社会方言(如统治集团中的精英人物或受过教育的阶层所使用的方言)，可以是人口统计上占优势的方言、文学方言、古典方言和“本地方言的混合语”。（Bamgbose：221）说明标准音并不一定要局限于一个活的、机械的固定的地点方言。其实，确立标准语是“语言的某一变体被整个语言社区普遍承认为一种超方言的规范――最佳语言形式――的过程，被认为是超越地区方言和社会方言”。由此产生的标准语是“被一个较大的语言社区所接受、并奉为模式的一种语言的代码化形式”。（Bamgbose：220）同样，标准语主要是大众公认的语言，认为是标准语，才比较有成为标准语的可能（赵元任.1980：101）立足于科学的语言观，全面审视藏语的发展历史、文化内涵以及现实基础，综合分析各种语言变体及因素，才能协同兼顾民族共同语的权威性、代表性和普遍性，才能被全社会所认同和接受。确定这样一种语言形式，要求们从实践和理论各方面寻找新的途径。

     从实践的角度看，我们刚刚选择了藏语共同语的两大基础：词汇和语法上选择历史基础深厚的ས་ད及其发展了的卫藏书面语言为基础；语音上试图选择经过书面语加工的拉萨话为参照点。但从理论上看，语言三大要素区别选用的双方言模式是危险的，危险的理论总会引起怀疑甚至否定。幸运的是标准语的产生及其理论并不是规定性的，其“选挥不可能有统一的规定，它必然因不同的语言而异”（Bamgbose：221），任何标准语形式都要建立在语言普遍规律和个体差异的事实基础上，科学视点和实事求是乃是语言研究的灵魂。

　　首先，人类语言是丰富复杂的。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语言有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和功能变体等（齐泸扬、陈昌来.2004：206），如方言和标准语、书面语和口头语、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基于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今天讨论藏民族共同语，就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综合协调各种语言变体，以满足标准语用于普遍交际和文化传承的双重功能。但在当今，仅仅立足于单一的基础选用一种口语或书面语、社会方言或地域方言，都不能满足这一双重功能。“布拉格学派认为，标准语不可能是任何形式的俗语，也不能是仅有一种功能、目的，仅服务于一种特定的文学趋势或仅使用于某一科学领域或日常生活的语言，而‘必须是建立在过去50年普遍的文学语言实践基础之上的语言’。显然，这就有要求把标准语建立在具有书面语传统的语言之上。”（Bamgbose：221）

　　就藏语而言，书面语传统在于具有深厚历史基础的ས་ད。 我们不能否认其与口语形式之间存在差异和距离。一般来讲，书面语和口语本身“是不完全一致的，因为，第一，文字固定下来的语言形式是一种规范、准确、精炼、文雅的形式；第二，书面形式比口头形式具有更丰富的历史和方言积淀，比任何一种口头形式都要丰富；第三，书面形式以口语形式为基础，却一般落后于口语形式，但在词汇的扩展和语法的精密化和语言的文学化方面却从某种意义上走到了口语形式的前面；……第六，语言的各种存在形式不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换和发展，如有的地域形式变为标准形式，口语形式变为书面形式，社团形式变为全民形式。”等（马学良.1997：327）而自根登群培、端智嘉、班觉等近现代文化精英始，藏语书面形式的口语化趋势明显，且在同市井语言长期融合的过程中，逐步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规范语言，但它并没有成为新的权威社会方言。所以，仅仅ས་ད或者拉萨话，乃至没有成型的书面语等藏语变体，都不能直接选择为理想的标准语形式，突破单一性方言基础很重要。

     其次，语言又是成系统的，表现为各自的语音格局（Sound pattern）。无论什么变体，语音（乃至元音和辅音）、词汇、语法、语义都表现为各自的完整系统。语言的格局观和系统性，决定了各种语言变体都有可能成为标准语的基础，也为各种变体的协调综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平台。从这个意义说，ས་ད、拉萨话以及这些系统的重新组合，都有上升为标准语的理论可能，所谓理论上的危险并不是科学的。李宇明指出：“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只考虑权威的地域方言往往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权威社会方言的因素，即以民族中某一有影响的社会阶层的语言为参照。因此，语言规范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权威地域方言加权威社会方言的‘双重参照系’。”（李宇明2005）一种语言具有权威方言的双重形式，并不是两种语音形式或两个音系的重叠。在藏语社团内，ས་ད 和拉萨话两形式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已经表现为传统知识分子共通的语言――书面形式的宗教语，自成系统。而藏语拼写不仅象汉语一样，是方言间通用的；作为一个区别性语音文字，还能够表现藏语的种种底层关系和语法要素，对于使用者来说，这比仅仅选择一个活的地点方言语音更为重要。

     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共同语多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域方言为基础，但都不排除权威社会方言在语言规范中的地位。俄罗斯[莫斯科演员的语音]、德国[中南部<不是柏林>标准舞蹈音]、意大利、乃至英国的标准语，都充分说明了权威社会方言在民族共同语中的地位（李宇明2004、2005）。阿尔巴尼亚民族标准语甚至“是根据两种方言的口语及他它们共同点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肖桂芳2005）。在我国，标准语的制定也都充分考虑到了权威社会方言的地位和影响。1956年普通话的定义，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构成了权威地域方言和权威社会方言纵横组合的“复合参照系5”，才进入理想状态（李宇明：2004）。蒙古标准音同样具有非单一性，说“以察哈尔语音为基础，以传统的书面语为范例，参照了蒙古语语音的共同特点”，包括其草拟的音标“反映了以正蓝旗为代表的察哈尔语的语音系统和传统的书面语语音系统”，（八协1980）。这些都在权威的地域方言和权威的社会方言之间综合、互补、优选。这种做法更有利于标准语的科学性和文化传承性，体现标准语的权威性、代表性和普遍性，更具有推广普及价值，也更容易被人民大众所接受。

　　那么，正在形成的藏民族共同语，我们选择ས་ད和拉萨话纵横组合的双重权威方言来帮助完成它的统一，是有足够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的：其一、作为地域方言形式的卫藏方言拉萨话，是基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权威地点方言，它是拉萨作为历史上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的地位所决定的；拉萨话为藏语标准音是藏语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藏语发展的新方向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以拉萨三大寺为中心的ས་ད，是以宗教精英阶层为主要语言集团成员的权威社会方言，这是由藏传佛教在西藏广泛传播并取得政教合一至高地位，进而垄断和包容藏族社会精神层面和物质领域一切文明形式的历史所决定的。进入后现代社会，宗教的社会主导地位逐渐破灭，学校教育得到推广和普及，藏语（严格地说是书面藏语）也从服务信仰生活和传播佛家文明为主的宗教性语言，转变为服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传播现代社会文明为主的大众化语言。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共同语形式即ས་ད，正在发展（或者转化）为卫藏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宗教精英通用的社会主流语言。作为书面语的ས་ད和作为口语的现代拉萨话的整合重构，就是现代通用藏语产生的过程。们可以表述为：

　　　                权威社会方言       权威地域方言

                    ས་ད          拉萨话

                        书面语             口语

　　　                             通用藏语

　　这一符号系统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以拉萨音为基础，最大限度地继承了藏民族语言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同时科学地吸纳了藏语其他方言的长处，一个语言的历史性、传承性、包容性、大众性、地点性得到有机的整合，所谓“卫藏（拉萨）话书面语”指的就是这个语音系统。语言学家需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承担“权威社会方言重建”（李宇明2004）的历史任务，尽早确立民族共同语�D�D通用藏语。

　　显然，这样的分析似乎违犯了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系统要遵循一个地点语音的单一性这个常识。其实不然，世界是相对的，语言更无法确定一种绝对的客观标准。在们的习惯里，每一种语言的方言，往往划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种。这种划分也是相对的。虽然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的产生和分化条件各不相同，各有各的语音和社会基础，但它毕竟不可分割。每一个社会存在于特定的地域，没有一个脱离地理基础的社会，比如西藏佛教，虽然传遍全藏，每个历史阶段始终有它的中心，比如桑耶寺、古格托林寺、后藏萨迦寺、前藏甘丹寺；而一个脱离人文社会基础、没有语言的地域，也更本不可能上升为语言工作者考察和研究的对象。之所以用离析的方式解释拉萨知识阶层方言，是为了让我们对藏民族共同语的深入认识：佛教标准语言发展演变的历时传承性、拉萨中心地区方言存在的共时群众性。也就是说，基于ས་ད基础上的拉萨知识分子书面语具备了上升为民族共同语的客观根据。

                三、藏民族共同语的术语选择以及现阶段主要工作

   藏民族共同语的名称，藏语学界已经取得共识，普遍用་ད。而汉语的讨论比较多样，如藏语标准语、藏语普通话、西藏共同语等等。我们认为，直接用藏族学界和民众习惯的་ད来命名，是符合藏区语言、社会实际的。同时也表明，ས་ད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将标准语的地位让于་ད。顾名思义，་ད可汉译为共同语、通用语或共通语。这一新术语的本义，才旦夏茸等普遍解释为ད་་འས་་ད། ད་་ད་་ད的缩略形式（才旦夏茸），即西藏共通语、西藏通用语、藏民族共同语。为简便和科学，们不妨称作“通用藏语”（首选术语）或“共通藏语”。这个术语既符合术语确立的一般原则，更符合藏语的历史、现实和发展要求。

     我们认为，共同语跟标准语不同，共同语（Common language）被解释为“用共通核心或共核（Common core）这一术语指为一种语言的所有变体、方言等所共有的一系列语言特征。”（戴维：67）而标准语（Standard）“指一个言语社会内使用的一种高声望的语言变体超越地域差异，提供一个统一的信递手段，因而也是一种制度化的规范。”（戴维：334）齐泸扬、陈昌来指出：“共同语只是作为使用不同语言变体的人们相互交往的交际工具，并不要求使用者平常的口语以它为规范。标准语不仅是各方言地区之间相互交际的共通工具（这一点跟共同语一致）而且是各方言的标准，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是可用于一切正式场合的有书面语形式的语言变体（这一点不同于共同语）。”（：210）经过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普通话确立为汉语标准语。在双方言基础上重建་ད，只是我们确立民族共同语的第一步，特用“通用藏语”这个术语。这个语言系统，从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标准语化，不断建构新的语言声望，才能提升为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标准语。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规划具体贯彻了中国的民族语言政策，并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指导，积极、慎重、稳妥地开展民族语文工作，为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全面发展而服务的工作方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陈章太：2005a）目前，我国确立和推广民族标准语的理论基本成熟，经验比较丰富，应当在藏语标准语研究和工作领域综合、同步开展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我们应当借鉴汉语、蒙古语的经验，积极而稳妥地开展现阶段的各项工作（陈章太2005a、2005b）。

     1．丰富形式，大力宣传，积极提倡藏语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在全藏区形成藏语标准语研讨、制定、推广的学术氛围，扩大国制定、推广通用藏语的社会和群众基础。充分发挥大众传媒作用，引导社会各界关注通用藏语，反对和纠正藏语藏文使用混乱现象。正确看待方言的历史文化价值，在大力宣传通用藏语的同时，积极、有效地宣传和保护方言，使方言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同地域文化并存发展，保持青藏高原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

     2．理顺关系，协调力量，加强对藏语标准化工作的领导。要组织通用藏语领导小组，由西藏自治区牵头做好语言规划，落实语言政策，制定、实施标准语方案；吸收各省市区专家学者和藏语文工作者，分别组织通用藏语制定协调委员会、通用藏语专家委员会，调动全藏力量，集思广益，促进工作。明确专家委员会工作指责，分工设立若干专题科研小组，明确主题，循序渐进，有序开展各项研究工作，

     3．确定专题，有的放矢，开展藏民族共同语和规范问题的讨论与研究。责成专家委员会及专题小组，论证藏民族共同语的历史和现实，集中攻关、研讨标准语历史演变、藏语方言划分、确定藏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通用藏语标准音、通用藏语标准音音位系统、通用藏语音标方案等若干专题，争取在规定的时间内就上述问题达成一致，加快通用藏语制定步伐。

     4．对通用藏语语音、词汇、语法进行规范，制定规范标准。以书面藏语为基础研究、规范现代通用藏语语法；实施藏语基础方言调查，重点调查日常生产、生活用词，规范通用藏语词汇；在次基础上，分别编印规范语法、正词法、正音法等专用手册，加快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加强对藏汉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讨，新词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认真、严谨地研制、修订、推行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进一步加强语言信息处理及其管理工作，加强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不断增强通用藏语的交际功能和信息传输能力。

     5．编写规范性语文辞书、教材、读物。组织织力量编撰藏语新词辞典，汉藏对照新词术语词典等工具书；以文言一致，书面语言的口语化为目标，组织力量编写出版通用藏语普及教材和各种读物，确保通用藏语的推广和应用。促成有关高校和中等院校，将通用藏语纳入教学计划，实行双语政策，加强双语双言教育，改进和提高双语双言教学，增强通用藏语使用活力。选择安多和康区主要城镇，率先开展现代拉萨书面语培训，扩大通用藏语的阵地。

     6．做好通用藏语的立法工作。在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框架内，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相关规定，做好通用藏语的立法工作，明确通用藏语在西藏自治区及其它藏区的地位及使用范围等，完善通用藏语的法规、政策体系，依法管理藏区藏语言文字工作，保证通用藏语在教育、科研、传媒、翻译、文化等领域及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有效使用。

参考文献：

འན་སངས་ས་ན་བ། ༢༠༠༥དགག་བ་ང་བསལསད་་ད་ར་་བཤད་པ། ན་ནན་་གས་ད་་ཁང་།

ན་པ་་མ། ༢༠༠༡ ད་ག་་གནས་དང་ད་པ་ག་ནས་ད་ད་ཚད་ན་དང་གག་ར་ར་ང་བ། ང་་ད་་ས་ག（༡）

ད་ད་བསམ་གཏན། མ་གས་མཐའ་དད་ལས་ད་་་ད་ར། 毛儿盖全集（三）[M]

བན་པ་ལ་མས་ན་ན་། བན་འར་དཀར་ཆག ད་ངས་་དམངས་ད་ན་ཁང་༡༩༨༥ །

་་ཏན་ཞབས་ང་། ༡༩༨༠ ན་་ཞལ་ང་། ལན་ ཀན་་་གས་ད་ན་ཁང་།

སངས་ས།༡༩༩༡ད་་ད་ག་གག་ར་ང་ཐབས་ཐད་་བསམ་ལ་རགས་ཙམ་བད་པ། ད་ངས་བ་འག（༤）

གར་ཚང་ན་གས་བ་ས��༡༩༩༧ ད་གས་ད་གས་ག་་ར་ལ་གས་ར་ལ་རགས་ཙམ་དད་པ། ་ང་་ད་་ས་ག（༡）

更顿群培.白史：藏文[M].（法尊/1954年译本）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

觉顿・仁钦扎西.1476.丁香帐－藏文古今词语辨析：藏文[M].1981. 北京:民族出版社;

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1999.藏语文研究论文集：藏文[M]. 北京:民族出版社。

A.格拉乌尔.1956.关于统一的民族语言[J].岑麒祥译.1992《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北京：语文出版社

Bamgbose（尼日利亚）论语言规划《规范语言学探索》[M]戴昭铭.2003.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八 协.1980.关于确定蒙古语基础方言、标准音和试行蒙古语音标的请示报告(1980);

陈章太.2005a.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J].《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2005b.继续做好新时期的语言规划工作[J].《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戴庆夏.1998年《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M].书海出版社;

戴维・克里斯特尔(英).现代语言学辞典[M].沈家煊译.2004.北京:商务印书馆;

国家语委政策法规室. 1986.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M].北京:语文出版社;

金鹏.1983藏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

李宇明. 2004.《权威方言在语言规范中的地位》[J].《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一）》.商务印书馆;

-------2005.《权威方言在语言规范中的地位》补[J].《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马学良主编.1997.普通语言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齐泸扬、陈昌来.2004.应用语言学纲要[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戚雨村.1985.语言学引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肖桂芳.2005.阿尔巴尼亚语方言及民族标准语.《欧洲语言文化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

邢福义.2005年.关于语言规划[J]（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序）.《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于根元. 2003.应用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赵元任.1980.语言问题[M]・方言跟标准语[J].北京:商务印书馆;

作者：青海省民委 翻译；青海民族学院2004级藏语言学研究生。

1. ས་ད 是本文最主要的一个术语。根登群培《白史》的法尊1954年译本，将其译为“法语（文言）” （藏文145页，法尊译：P58），但有混淆佛法之法和法兰西之“法”的可能。杜永彬等译为“佛典语”则不利于描述其早期形式和功能。我们暂且保留音译，或译“宗教语”，或“经典文学语言”尚待讨论。

2.  15世纪以前的语文规范，我赞成东噶・洛桑成列（1927－1997）《发展藏语言文字的初步思考》（见民族出版社2004东噶文集之《语言教育》）的分期。先生采用觉顿・仁钦扎西1476年《藏文新旧词汇辨异・丁香帐》的分类，把法定规范（bkas bcad）解释为三个时期：为图弥到赤德松赞之间150年，为“首次厘定”；九世纪《语合二卷》等为标志的200年内，为“中期厘定”（现在可称作“第一次文字改革”）；十世纪仁钦桑布到15世纪夏鲁・确迥桑布470年内167名大译师（引自《贤者喜宴・译师学者源流》）所做的规范，为“第三次厘定”，（现在称“第二次文字改革”），但保留“中期厘定”的语言形式较多。认为藏文用来表达藏语经得起藏语的考验。

3. 五普全国藏族人口为5416021人，受教育人口中初中369913、高中81366、中专119504、大专45702、本科18315、研究生833。

4. 语音和词汇方面不局限于北京话，尤其语音规范，胡明扬称之为“北京音和‘官话’音的混合体”，岑麒祥认为“北京音内部有些分歧，应当以知识分子的语音为标准”；在语法层面不仅仅局限于“典范的白话著作为语法规范”，参照基础方言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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