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既是技术性要求很高的脑力劳动，又是政治性要求很强的政治工作。翻译的政治性必须与技术性有机结合，方能体现翻译的有效性原则。 同时，翻译的目的总是服务于政治需求，翻译策略难免打上意识形态烙印，而有效性却能保障政治性潜移默化地融入译文，因此没有翻译的有效性，就无法实现其政治性。

翻译的政治性  翻译历来属于上层建筑，其传输内容和方式无不与政治意图相关联。 翻译的政治属性，一方面体现在译者翻译时替政府把好文化关，扮演好意识形态卫士的角色；另一方面体现在译者以跨文化专家的角色效力祖国，做好跨语言和跨文化参谋，因为一名合格的译者不仅意味着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和文化，更要体现出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对国家利益的维护。翻译的政治性意味着对文本某种程度的重写，以满足译人语主体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需求，这一方面体现了翻译对政治的从属性，另一方面体现了翻译受意识形态操控。翻译的政治性意味着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译艺而是政治姿态。一般而言，文化强势的民族往往借助“异化”来凸现民族自觉意识，迫使对方民族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元素以实现文化殖民。相比之下，文化弱势的民族只能割舍一些文化因子从而点滴输出。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的政治性直接与一个民族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实力相关。此外， 翻译策略与译入语意识形态情缘性有直接关系。如果接收方有着相似或一样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即使文本政治性偏重，异化成分偏多，传播也不会受影响。反之，不兼容内容多，政治性色彩就要淡化。翻译中不兼容文化因子来自不同的政治制度，其词语内涵不可能完全相同，例如中国的民主党派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党派，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又有别于西方的议会等，这些词都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作为政治姿态，翻译的异化总是伴随着某种政治气候和民族的心声。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翻译就经历了“归化”到“异化”的转变，表明中国政府借申奥之际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的政治姿态。

翻译涉及文字转换，而文字表征往往会流露出政治意图。由于翻译向来非真空中产生，所以翻译行为总不免带有政治意味。译德分为两个层面: 文字忠实和政治忠诚。翻译不是，或许从来不是独立于各个社会中权力之外的孤立活动。大多数译者都在他们那个时代政治权利为他们划定的范围内安然工作。

翻译的有效性  翻译的有效性涉及系统工程。首先，译者要具备跨语言和跨文化思维。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翻译学科起步较晚，所以全社会普遍缺乏对翻译内涵的认识，尤其是对翻译的跨文化认识。相当数量的译者没有摆脱母语的负迁移，而翻译的有效性源于译者能在译入语文化中传达原文主旨；只对语言符号负责而不考虑文化语法者往往导致翻译貌合神离，输出信息的渠道堵塞。有效性意味着译者不仅要通晓两种语言，更要了解两种文化; 有效性意味着显性政治减少、隐性政治增加，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文化输出而不是强制性灌输；有效性意味着译者不再是原文作者的附庸，而是原文作者的合作伙伴或是配合他完成二度创作的作者。为实现翻译的有效性，须按照对外传播学观点对文稿进行单独组稿或对原文稿的信息进行分拣，筛选出适销对路的相关信息，按照他们的接受习惯进行词集、句法和语篇三维重新编码，做到措辞精准、陈述客观和语气充满人文情怀。另外，减少翻译的陌生感，尽量传输足额信息，实现东西方对话的对接。以 莫言获诺奖为例，对于葛浩文对自己作品的删改，他非但没有反对意见，反而对葛浩文说：“小说不再是我的了，它属于你。”此外，莫言还曾多次公开表示，葛浩文为自己的原著添加了光彩。虽然其中有些内容（如性描写）是原作中没有的，但增译的内容正好弥补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诺贝尔文学获奖与其说是莫言的胜利，倒不如说是莫言与译者合作的成功， 是中西方文学契合的成功。好的翻译会遵守交际中的各种规约，尤其是根据不同情况、不同领域、不同载体或使用的不同语言采用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组织方式、编辑方式和表达方式。

政治性和有效性的张力 翻译既处在原文和译文的夹缝中，又处在政治性和有效性的张力中。 译者身处文化输入和输出的风口浪尖，输入时须对信息进行甄别，放行有益信息、拦截有害信息，守好祖国的文化边关；输出时对信息进行巧妙组合以减少政治锋芒。再者，“异化”这个彰显民族文化的翻译策略绝非一厢情愿就能实现。它必须建立在国富民强，国家软实力发展到足以在国际社会发声并树立良好形象之日时，方能顺理成章。由于译者身兼政治家和技术专家的双重角色，翻译文本应是政治性和有效性的有机统一。翻译的有效性不仅牵涉到政治形势，而且还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若局势稳定、 政治开明，译者就可以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译文进行面向译入语读者接受习惯的二度创造，使文本有效地实现政治意图。翻译的政治性和有效性就像跷跷板：政治吃紧，翻译的有效性就会降低；政治宽松，翻译的有效性就会增强。

选自《翻译界》2018年第02期（总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