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吐蕃政权；军事行动；军事思想

    〔摘  要〕 藏族自青藏高原上兴起之后，便开始了其四方征伐的历史。在长期的征战过程中，吐蕃政权逐渐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这就是吐蕃政权的传统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体现的是古代藏民族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可以说是藏民族智慧的结晶。迄今为止，对吐蕃政权传统军事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文章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从7世纪中叶到9世纪末，吐蕃军队在青藏高原上迅速崛起，势如狂飙，震撼了中亚、西亚、南亚等诸多地区。吐蕃最强盛之时，所控制的地区“南达恒河北岸，北到巴丹吉林沙漠南端，东到唐朝的首都长安，西至葱岭、帕米尔高原”，〔1〕成为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诸胡之盛，莫与为比。〔2〕吐蕃政权之所以占领如此广阔的地区，与其军队所拥有的强悍的战斗力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吐蕃政权建立以前，在吐蕃地区就存在着各部落间的征服和反征服战争。据藏文史书记载，最早的部落战争是“十二小邦”、“四十四小邦”内部的争斗，“诸小邦喜争战格杀”。〔3〕吐蕃政权建立后，藏族社会的武力战争进人了鼎盛阶段，军事活动进一步频繁，从西域到南诏，从河西走廊到陇右地区，无处不是吐蕃军队决胜的战场。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军队联合吐谷浑、党项等20余万于10月攻人长安，迫使唐代宗仓惶出逃。永泰元年（765年）和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军队又两次威胁长安，京师戒严，全国为之震动。吐蕃军队极盛之时其战斗力非常强悍，《旧唐书》曾评价说，吐蕃军队“大战则大胜，小战则小胜，未尝败一队，亡一夫。国家往以薛仁贵、郭待封为境武之将，屠十一万众于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又以李敬玄、刘审礼为廊庙之器，辱十八万众于青海之泽，身囚虏庭。是时精甲勇士，势如云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丑，至今而关、陇为空”。〔4〕吐蕃军队的骄人战绩与其军事指导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军事行动必然与一定的军事思想相联系，而一定的军事思想反过来又指导其军事行动。虽然在吐蕃政权时期系统的军事理论尚未形成，但是无疑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中体现的军事思想成为后来藏族自己军事理论的滥觞。吐蕃政权的军事思想，据笔者的分析和初步研究，共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在军事对垒中，重视武力威慑作用，力求用军事压力手段使敌方屈服，从而和平取胜在广大藏区，由于海拔高、气候条件恶劣、交通极不便利，因此人口稀少、社会生产力落后、社会物质财富缺乏。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以减少人员伤亡，保存宝贵的社会劳动力，降低战争中的财力和物力消耗，节省宝贵的资源，无疑是明智之举。于是以军事实力来压倒对方，迫使敌人未战先屈服成为藏区社会军事主导思想的首要内容。要使敌军未战先屈服，就要做到充分备战，在对垒和布阵中显示强大的军事实力，使敌人意识到战必败、战必亡，然后才能使敌人未战而屈服。松赞干布对苏毗等部落的征服用的就是这一战术。松赞干布的一位大将娘・芒布杰尚囊奉命征讨苏毗地区，“他运用机智和诈术，不费兵马之劳，使其纳贡；运用三寸不烂之舌，招服其他庶民如同本部固有之属民。”〔5〕这种战法在藏文古籍《贤者喜宴》中被称作“种羊领群”之法，而所谓的种羊领群之战术即是说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威慑力，加之必要的说服，使对方俯首称臣，“人马均不受损伤而征服敌部，征其赋税。”〔6〕这一点与《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7〕简直是不谋而合。为争取用和平方式取胜，吐蕃军队非常重视使者的作用。特别是在两军实力悬殊，有可能和平解决争端的情况下，使者更要尽职尽责，向对方阐明利害关系，并对比“和”与“战”的利弊，随机应变，巧于计谋，使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牛僧儒任相时，吐蕃军队欲图四川，但是又担心唐军乘虚而人，断其后路，于是派使臣请和。在请和的同时，吐蕃军队在悉怛谋的率领下已从维州进人剑南，维州空虚。于是李德裕上书要求趁此良机进攻以夺取维州，断其后路。如果唐军真的进攻维州，那么吐蕃军队必将全军覆没，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吐蕃从唐使者获取这一消息之后，马上向唐王朝申明利害，并称如果唐军乘虚夺取维州，那么“赞普牧马蔚茹川，若东袭陇坂，以骑缀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则京师戒严，虽得百维州何益。”〔8〕他的一番话，最终使唐军坐失良机。也正是在这种军事思想的指导之下，才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的赤岭会盟，建中四年（783年）的清水会盟，长庆元年（821年）的长庆会盟，等等。

    二、在对峙时，寻找机会发动突袭战或游击战，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避免大规模的阵地战和防守战；在进攻时，则争取速决战，避免消耗战由于吐蕃军队的士兵多数是牧民，他们自小便养成了一种善于骑射的本领，因此吐蕃军队的主要兵种是骑兵，步兵只担负着城防和宿卫。吐蕃军队的骑兵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他们体魄健壮、行动灵活、出手快、善于打冷战，突袭效果较好，善于打分散的游击战。在双方对峙时，吐蕃军队一般发挥灵活机动的优势，把部队分散成小股，寻找机会发动突袭，打游击战，避免大规模的阵地战和防守战。从古藏籍的许多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吐蕃军队的将官要求其军队注意隐蔽，寻找机会伺机突袭的命令，“部队待了一会，仔细查看战斗的途径和战斗的场地，应该潜伏在出击地。假如一个预计的消息……来到，前队的骑兵应该先行突破，控制路上的敌人。”〔24〕唐朝名将郭子仪曾与吐蕃军队多次交手，对吐蕃军队的这一优势认识得非常清楚，他曾多次告诫部将“虏皆骑兵，其来如飞，不可易（轻）也。”〔25〕许多与吐蕃军队交战的将士都承认“戎虏驰突，迅如风飙”，〔26〕其军队突袭之快可见一斑。史籍中记载有大量的吐蕃军队利用突然袭击而攻城拔寨，甚至有以1000人击溃8万人的经典战例。〔27〕大历七年（772年）吐蕃军队突袭唐朝，郭子仪派名将浑城和马磷率军抵抗，浑城是唐朝名将，与吐蕃军队多次作战，深知吐蕃军队善于突袭战和游击战而不善于打阵地战和攻坚战的特点，因此制定了坚守不出的作战方针。但是其手下将官史抗等人却违反军令，擅自出击，“顾左右去枪，叱骑驰贼”，结果是正中吐蕃军队的下怀，吐蕃军队“蹑而人”，唐军“遂大败，死者十八”。〔28〕如此利用突袭而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在史籍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其中征伐天竺更是比较典型。该战役吐蕃军队在得到王玄策被劫求救的请求之后，马上“发精锐一千二百人……与玄策击阿罗那顺，大破之。”〔29〕这次的取胜显然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吐蕃军队突袭之快令天竺军队措手不及，甚至在战争中近万人因后撤不及而跳河被水溺死，阿罗那顺王以及王妃和王子悉数被擒，共俘虏12000余人。〔30〕

    三、重视提高士兵的士气，从而在战争中形成一种崇尚勇武和不畏死的坚强意志任何一支军队，无论其装备如何精良、训练如何有素、指挥如何得当，如果士兵贪生怕死，在战争打响后都会畏缩不前，这样的军队不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因此，吐蕃统治者从多方面培养其军队中的尚武精神。首先是注重培植强悍的社会风俗。藏民族在吐蕃政权统治之前尚处于部落制时期，它一直保留了原始公社时期的尚武的军事传统。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吐蕃社会自远古时期所遗留下的“贵少壮，贱老弱”的习俗并没有改变。“在吐蕃社会中，不仅社会道德、公众舆论都对懦夫予以谴责，而且从法律上给予制裁，法律规定有对勇士的奖励和对懦夫的惩罚……吐蕃法律中就有惩罚懦夫的条文。”〔38〕特别是对那些“临阵败北者，悬挂狐尾于其首，表以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共俗耻之，以为次死。”〔39〕正是这样一些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规范使吐蕃社会形成了一种崇拜英雄的观念，以这种精神组建起来的军队也就显得非常勇猛，有很强的战斗意志，才使吐蕃军队形成了一种在战争中奋勇争先、人人不畏死的作风。其次是在战争中使军队形成一种以战死疆场为荣，不获胜利决不服输的信念，“战场上，当前队战败，后队则继续冲向敌人，故难以击退。”〔40〕每次出征，吐蕃军队都要求其士兵要抱定一种视死如归的信念，决不允许有丝毫的畏惧心理。例如在征服突厥的战争中，吐蕃军队的首领要求其军队“支起虎皮帐篷，将战马杀死于战场，以马血涂面，下定决心不返回，前去进攻”，〔41〕可以说是抱定一颗必死之心走向战场，从而最终取得胜利。除此之外，如前所说，吐蕃军队每次出征所携带的军事给养十分有限，只有取胜夺取对方的辎重以补充自己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种战法也使吐蕃军队形成了一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顽强作风。其三即是利用军功奖励的方式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种军功奖励包括给获胜的军官授予一定的土地，按照其在战争中所立军功的大小授予一定的铜、银、金、玉告身。如率军攻人唐长安的（尚）琛・野息“按优秀者给予奖赏，赐以世袭小松耳石告身”，“大论囊热尔达赞精明能干，且能招来吉祥与鸿运，被赐以大宝石告身。”〔42〕对战死疆场者则给以优厚的抚恤待遇。“重兵死，以累世战殁为甲门”，〔43〕将战死疆场的民户列入一等门第，受到广泛尊崇。对于在战争中缴获的物资也无偿地赏赐缴获者，“出疆之费亦无定给，临阵所得，便为己有，所以战伐吞并，往必成功。”〔44〕正是由于这些物质财富的刺激激励了士气，才使得其军事行动“往必成功”。

    除了以上的军事指导思想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独到的灵活的军事思想。这其中有军事移民的思想，每占领一地，派遣部分军队长期驻扎，从而使此地变为再次征讨的军事基地；派遣敢死队，用面目可怖的敢死队员给对方以恐吓，使对方不战而惧，从而直接打击对方士气的指导思想，其“敢死队一律身着黑衣黑裤，脸上涂有鲜血，面目可怖，视死如归，个个剽悍雄武，勇力无比，令人可畏，攻城掠地他们打头阵充前锋”；〔45〕运用消耗对方军事实力的思想，在战争开始之前先用牦牛群冲击敌阵，消耗敌方的火力，然后再进行军事交锋；还有利用火攻的军事思想，等等。总之，吐蕃军队在作战中是以取胜为最终目的，灵活运用多种军事指导思想而不拘于任何一种固定的程式，它的军事思想中有许多反映古代战争规律的科学的理论，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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