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阿里王统史记》；藏文史籍；英文译注

 

摘要：《阿里王统史记》约著于15世纪，作者是古格・班禅阿旺扎巴，是一部有关西藏西部古代史的重要藏文史籍，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古象雄历史及其阿里人文风俗有重要的史料。本文以罗伯特・维塔利（Roberto Vitali）教授的《阿里王统史记》(The Kingdoms of Gu.ge Pu.hrang )英文译注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译注者参考当时可知的相关史料，作了详细的注释；其译文也体现出娴熟的翻译技巧，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本文旨在为读者提供参考借签，以期更好了解原文的参考价值。

前言

历史典籍要想有更长的寿命，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翻译。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典籍尤其如此，只有通过翻译，特别是汉译和英译，他们的典籍才能得以更好的保存和研究。另外，少数民族的历史典籍翻译对于增进民族之间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国内少数民族历史典籍译者普遍边缘化，民族历史典籍翻译研究进展缓慢。藏族文化与藏族史籍在我国少数民族历史中极具代表性。与国内相比，西方对藏族历史、文学典籍翻译的兴趣始终不减，单单是萨迦班智达的《萨迦格言》和六世达赖喇嘛的《仓央嘉措道歌》就有数本英译本。另外，佛教高僧传记《佛祖释迦牟尼传》、《米拉热巴传记》和《唐东杰布传记》，藏族历史典籍《西藏王统记》、《阿里王统史记》和《蔡公堂史籍》，藏族格言集《格旦格言》、《水木格言》，藏族民间故事《尸语故事》、《阿古顿巴》，藏族史诗《格萨尔王》，更顿群培大师的数部作品，如《金穗――智游佛国漫记》、《欲经》等，甚至非主流的历史、文学作品，如旧时拉萨街头的时政歌谣等均被外国译者译成英语等多种语言出版发行。

 

一、藏史典籍翻译与译者

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典籍外译译者的讨论一直很热烈，是中国译者还是外国译者更合适承担中国典籍外译的重任？有人提出外国译者更合适做中国典籍外译，因为“翻译界通常认为翻译实践一般应该从外语译入母语”，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外国译者翻译中国典籍，“他们做的是“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即：从外语译入母语或从非常用语言译入常用语言的翻译形式，他们对目标语言

和文化具有天然的敏感和领悟。另外他们很清楚目标读者的兴趣和需要，也知道如何精妙传神地表达原文意义，优势是不言而喻的。相反，对中国译者而言，翻译中国典籍做的却是“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也就是从母语译成外语或从常用语言译入非常用语言的翻译形式。”与外国译者相比，中国译者对目标语的语言敏感度和直觉不够，而且对目标读者的了解不够，直接影响了译品的准确性，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但是，也有翻译评论家指出理解是翻译的前提和基础，而外国译者常常出现对原文理解错误，致使出现了不少误译现象。就连长期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也承认，调整语序是为“只有中国人才能完全理解中国文学……不管译者多么技巧纯熟，外国人依然永远无法完全理解中国作品。”  一些外国译者的译文一味地迎合目标读者，没能完全做到忠实于原文，这对中国文化的准确传播造成了影响。这样看来，外国译者的翻译难度是解读原文，但表达难度相对较低。而对中国译者来讲理解的压力小，但表达能力不够。由此看来，中国典籍外译仅靠外国译者不行，但中国译者要想担此重任，还需提高目标语的语言功力和对目标语的审美触觉，通过熟悉译入语文化来美学原则的理解与把握。翻译家高方和许钧在其《中国文学如何真正走出去？》一文中就中国文学如何才能走向世界提出了八条建议，其中第七条建议就是：“发挥外国翻译家的作用”。并提出应关注外国译者的翻译动机、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翻译水平。国内学者同外国翻译家交流翻译经验，相互学习与借鉴。就此看来，中国译者可通过借鉴和学习外国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技巧来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以期尽快并更好地把更多的中国典籍呈现给外国读者。同样，少数民族文学典籍外译也要靠本民族的译者通过学习其他民族的译者和外国译者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来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鉴于此，笔者欲通过分析藏族历史典籍《阿里王统史记》英译者罗伯特・维塔利（Roberto Vitali）采用的翻译风格和取得的成绩，来了解外国译者如何提高其对藏文化的重要性、可读性和价值性的理解，并在其翻译中努力加以体现，以此促进藏文化的传播。

二、《阿里王统史记》英译本及其翻译价值

《阿里王统史记》约著于15世纪，作者是古格・班禅阿旺扎巴，是一部系统叙述阿里历史，特别是宗教源流史的藏文著作，涉及众多主题，在研究阿里历史，特别是在研究阿里古格王朝及托林寺历代住持时期的历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故国内外学者对此均非常重视。作者古格・班禅阿旺扎巴的文字高度精炼、思想完整，并且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和民族特有的色彩情趣。非英语为母语的翻译者要想译好《阿里王统史记》难度很大，因为《阿里王统史记》是一种集中地描写15世纪之前的阿里古格王朝社会生活的文体，具有言简意赅、重彩浓墨等特点，翻译历史典籍时理解固然重要，但要在外语中精妙准确地再现典籍内容对译者目标语的掌握要求很高。可喜的是，《阿里王统史记》作为阿里历史的瑰宝，目前已经有了英译本。而上述特点却使得罗伯特・维塔利的翻译比一般藏文文体的翻译更困难。翻译历史典籍既要试图保存原文的原意及风格特征，同时还要保存其在藏语背景里固有的色彩和乡土气息，况且还有大量的地名、人名以及特殊名词都需要作出解释，因此使注释成了翻译工作的重要环节。罗伯特・维塔利先生自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对《阿里王统史记》一书进行研究，并于1996年在英国出版了全书的英文译注本。该书一经出版，逐即受到国内外藏学界的一致好评，罗伯特・维塔利先生亦因此奠定了其在国际藏学界的学术地位，其研究领域主要为藏族古代历史和藏族文献等，涉及中国西藏自治区、尼泊尔、印度等地，他曾多次深入藏区考察，与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有多种合作，目前已出版著作十几种。本文分析其采用的翻译风格和价值，以供我国的译者借鉴和参考，来促进和推动中华少数民族历史典籍翻译事业的发展。

由此可见，外国译者只有了解藏文历史典籍的价值，才能把珍贵的文献资料更好地展示给西方读者，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在翻译这些题材时，很多译者通常会简单地采用平淡无味的“词典释义式”或繁琐的“注释式，采用这些方法后内容是转述了但译文索然无味，远没有原文的意境了。罗伯特・维塔利于1996 年英译并出版了《阿里王统史记》（the kingdom of Gu.ge Pu.rang, Serindia Publication,1996）。这可谓是一本上乘的译作，不管是对原文的准确理解、目标语的精妙传神的表达，还是再现原作的历史性和参考性都做得较全面。

三、罗伯特・维塔利的《阿里王统史记》翻译风格和价值

罗伯特・维塔利翻译的《阿里王统史记》风格独特，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一些翻译方法在其《阿里王统史记》译本的序言中也着重提到，并说明了译者采用这些方法的原因。

（一）翻译的策略

就如上面谈到的，中国典籍外译时外国译者常常理解有误而中国译者则往往表达不力。外国译者要想完全理解原文，通常需要得到母语为汉语或藏语的人士的帮助。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曾说过“欲做汉学家，先娶中国妻，英译《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 ）的犹太人夏尼・峡毕罗（Sidney Shapiro） 就娶了一位名为凤子的中国话剧演员为妻。另外，翻译《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的汉学家杰尼（W.J.FJenner），翻译《三国演义》（Historical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莫斯・罗布特（Moss Roberts）都提到在翻译中得到过中国学者的帮助。同样，翻译藏族历史典籍的外国译者有的请藏族学者校对其译文，有的直接同藏族学者合作翻译。比如，更顿群培大师《欲经》（Tibetan Arts Love ）和《金穗――智游佛国漫记》（Grains of Gold-Tales of a Cosmopolitan traveler ）都是外国和藏族译者合作翻译完成的。罗伯特・维塔利也明白单凭一己之力想要透彻理解《阿里王统史记》的内涵并非易事，必须采取一个策略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因此，他在翻译《阿里王统史记》时组建了一个由几位有名人士组成的翻译团队。另外一位是国内外著名的藏族学者扎西次仁（Josre Tashitsering）。扎西次仁（Josre Tashitsering）主要负责译文的表达，纠正译文中的错误并使译文文本更流畅，更符合现代风格。对于Jose Tashitsering在翻译中的作用，罗伯特・维塔利是这样说的：“他才是最先使得整理相关文献提供翻译可能的那个人，他把所有的文献资料及其评注的涵义用口语化的藏文耐心并细心地讲解给我们，我们才得以理解原文。由此可见，罗伯特・维塔利知道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他通过团队合作来发挥整合优势，完善译文。这一策略应该是他的译本获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

（二）翻译的价值

藏族的历史文献和其他民族一样,记录了本民族光辉璀璨的发展史。早期的藏族历史文献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宗教、哲学、历史、文学为一体。就多数藏族历史文献而言,毫无疑问是偏重于历史、宗教和哲学的,但其中也不乏富于文学情趣的优秀篇章。“就像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汉朝司马迁的《史记》均以文学的语言和形式描绘历史一样,藏族的历史名著《阿里王统史记》也以其鲜明的语言艺术特点扣人心弦。它继承了前代历史文献的优秀传统,吸收了大量民间传说的精华。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阿里王统史记》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正如上文所述，英文译者罗伯特・维塔利虽然是一位当代著名的藏学家，但是他在多年研读藏文和一两次的实地考察之后，再耗时四年左右，以严谨而敏锐的学术态度，不仅翻译了《阿里王统史记》这一历史典籍，而且作了大量难得可贵的注释。使得这部书在国际藏学界赢得了一致的好评，在研究相关历史的英文文献上也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及参考价值。如同原文靠文字的记录向后人展示其独特的魅力和永恒的风采一样，英译版《阿里王统史记》也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研究参考价值。

结论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是翻译，但是很多中国译者译出的文学、历史典籍在译入语文化中的读者接受度不高，而外国译者的译本更受读者欢迎，这是因为外国译者明确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不但充分发挥其语言表达和熟悉译入语文化的优势，准确定位读者，也能通过采用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来提高其译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他们又通过合作翻译等形式来弥补自己对原著理解的不足，整合和优化资源来完善其译本。中国的译者可以通过学习与借鉴外国译者的风格和价值，来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从而加强民族典籍的翻译，将中华民族文化推向世界，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

 

1、【基作者简介】伍金加参，男，藏族，西藏阿里人，西藏大学旅游与外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藏汉英翻译及西藏历史。

2、古格・班禅阿旺扎巴是15世纪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在古格首弘格鲁派的教法者。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文物出版社，北京，1996. 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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