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提及佛经传译的历史，人们很自然地想到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大译师。这里向大家介绍的历事北齐、北周和隋三个朝代，被誉为“翻经大德”的彦琮法师，也是一位值得纪念的翻译大师。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以及对佛典传译事业所做出的卓著成绩，都是后人不能忘记的。

释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今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人。生于北齐文宣帝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少时聪颖，记忆力过人。十岁出家，初名道江，师事僧边法师，勤奋学习佛教经律，悉心领会经文的深奥含义。北齐武平初年(公元570年)，年仅十四岁的彦琮(当时法号“道江”)西入晋阳，且听且讲，以求深造。当时尚书敬长瑜等曾请他讲解《大智论》。齐皇后至晋阳，也曾请他入宣德殿讲解《仁王经》，在场僧俗二百余人，“侍中高元海扶琮升坐，持侍上下”，“帝亲临御筵”。十六岁时遭父忧。他在守丧期间潜心读书，除研究禅观之学外，还涉猎子史。这对于彦琮的佛学及文学修养有着重要的影响。周武灭齐后，随之发生“周武灭法”事件。武帝重儒术，信谶纬，佛、道两教一并遭废斥。不久立“通道观”，简取佛、道二教名人一百二十名，并令衣冠笏履，称为“通道观学士”，命通阐三教的经义。释彦琮亦在其列，但他笃信佛教，于是外假俗衣，内持法服，更名彦琮。周宣帝宇文�S即位后(公元579年)，佛教又得以恢复，宣帝聘请彦琮任礼部官职，他婉言拒绝，仍旧继续钻研佛学经论。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彦琮为当时一些著名人士讲解《般若经》，深得当时达官显贵们的推崇。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经沙门昙延等人推举，重新落发为僧，时年二十五岁。隋文帝时，佛教开始进入鼎盛时期。隋文帝曾多次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剃度僧侣，并组织翻译新经，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至道坛见老子化胡像，甚为惊异，于是召集沙门与道士共同探讨老子的生平及道教学说。彦琮参加了这次讨论，并作《辩教论》颇受隋文帝的钦重，遂命掌译事。彦琮欣然承命，开始了他的译经生涯。

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改长安陟岵寺为大兴善寺，并立大兴善寺译场，召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入京，住大兴善寺草创译事。隋时的译经体制逐渐由小规模的个体活动向有组织、有计划、分工明确、机构宏大的翻经馆的形式发展，大兴善寺译场在当时是一个很著名的译场，担任这个译场译主的除上面提到的那连提黎耶舍外，还有天竺犍陀罗沙门�^那崛多及婆罗门僧达摩笈多等人。又置昙迁、明穆等中国僧人监掌译事。但总的来说，这阶段的翻译还是中外僧人共译期，由外国僧人主译，中国僧人笔受、润文、总勘。

释彦琮在大兴善寺译场担任总勘。他工作态度极为严肃慎重。他主张翻译务求精切，因而他在参预上述各位外国僧人所译的经典时，重对梵本，再更覆勘，整理文义，并在每部经典卷首写出序言，说明译经缘起。彦琮从事译经时，补译了前人未译的一些经典。例如：在东晋、南北朝时，经过鸠摩罗什等著名译家的努力，佛经中的《四阿含》、《华严》均已译出，《大集》译出过半，《宝积》续译不少，律藏初译，大、小乘论初译。到了隋朝，那连提黎耶舍译大集部《日藏》、《月藏》、《须弥藏》及《宝积》诸品；�^那崛多译《大集贤护》等，使“大集”和“宝积”部诸经译全。这个时期译事的另一个特点是从经藏的翻译转为论藏的翻译。这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领域，而且为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准备了必要条件。因而这一时期的译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占着一定的地位。

彦琮法师在长期从事佛经传译工作中，注意到先前的译本很多是从西域诸国的译本转译过来的，谬误之处，比比皆是，他认为译经必需依据梵文原本，梵本尽管也会有差错之处，可是比起西域诸国的转译本要可靠些。于是他下苦功夫钻研梵文。开皇年间，炀帝时为晋王，在京师造日严寺，请彦琮住持。他在日严寺“专寻叶典，日诵万言。故《大品》、《法华》、《维摩》、《楞伽》、《摄论》、《十地》等皆亲传梵书，受持诵读，每日谙阅，要周乃止。”(见《续高僧传・彦琮传》)，自此，彦琮的梵文水平大进，自称为“通梵沙门”。彦琮在日严寺住持期间，仍很关心译经事业，为大兴善寺译场译出的佛经校勘，并写序言。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复住长安大兴善寺掌翻译事。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有西域王舍城(今尼泊尔境内)沙门远道而来，至长安谒见隋文帝，归国前，向文帝提出请求赠送《舍利瑞图经》及《国家祥瑞录》两部经卷。文帝便亲敕彦琮将此二部经卷译成梵文，共合十卷，赐送西域(同上)。这是佛教经书译华为梵的初次尝试，也给中国翻译史上的华译梵开了先河。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炀帝在东都(洛阳)上林园立翻经馆，敕命彦琮掌翻译事，担任译主，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由中国僧人担任的译主，从而结束了外国僧人主译的局面，并由中外僧人合译向中国僧人主译转化。这在翻译史上也是一大进步，标志着翻译事业趋于成熟。释彦琮的工作态度非常勤恳，十分认真，亲自披阅隋炀帝由林邑(今越南中部)获得的昆仑书(隋时对林邑以南通用文字的总称)佛经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由于劳累过度，彦琮法师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故去。这部分新经由天竺沙门达摩笈多等人译出一部分。彦琮生前还根据达摩笈多的见闻撰写了《大隋西国传》(已佚)一部，共十篇，计有：一方物，二时候，三居处，四国政，五学教，六礼仪，七饮食、八章服、九宝货，十盛列山河国邑人物。此外，他还和裴矩共同修纂《天竺记》，文义详洽，条贯有仪，对于研究天竺等佛教国家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历史地理均有很大帮助。彦琮法师一生著作甚丰。曾著有《达摩笈多传》、《通极论》、《福田论》、《沙门不应拜俗总论》等，对于佛学知识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彦琮所著，今存者有《辩正论》、《福田论》、《通极论》、《合部金光明经序》，其余诸书皆佚。彦琮还曾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与陆彦师、薛道衡等共著《内典文会集》(已佚)。

彦琮法师在人间虽然仅仅度过了五十三个春秋，但他在长期译经事业中所创立的翻译体制和总结的翻译经验，却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笔宝贵遗产，他明确指出的翻译工作基本原则，至今仍是值得译家重视和遵循的。

彦琮法师所确立的翻译理论，即著名的“八备”、“十条”说，见于他晚年著作的《辩正论》。《辩正论》是一部翻译经验总结的专门论文，是中国最早的，有系统的翻译理论之一。《续高僧传》卷二指出彦琮写此文的目的是“久参传译，妙体梵文，此土群师，皆宗鸟迹，至于音字诂训，罕得相符，乃著辩正论，以垂翻译之式”，实为精当。他在《辩正论》一文开始处写到：“弥天释道安每称，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用晋人道安的说法，对翻译工作做了总结。所谓“五失本”是指翻译时有五种情况是不能与原本求得一致的。尽管道安法师竭力主张直译，但还是认为可以允许这五种“失本”的情况。据《出三藏记集》卷九《僧伽罗刹集经后记》载：“时竺佛念笔受诸经，常疑此土好华，每存莹饰，安公深疾，穷核考定，务存典骨，许其五失梵本，出此以外，毫不可差。”“五失本”的情况是：(一)胡语里边，倒装句很多，翻译时必须要改过来，使之顺从汉语语法，适应中文的结构；，(二)胡语的经典文字质朴，而中国人喜好文字华美，翻译时为了适合中国人好文的习惯，在文字上不得不加以润饰，以便流通；(三)胡经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尤其是颂文部分，同一意义往往要反复三、四次，翻译时，对这些重复的句子要加以删略；(四)胡经中在长行之后，另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翻译时往往也得删除，才能使译文洗练；(五)胡经中，每说完一事，再说另一件事时，往往还要把前边那件事重说一遍，因此翻译时，也不得不对这些重复的话一并删除。总之，翻译时，遇到达五种情况，译文在形式上绝不会与原本一致，道安允许这五种“失本”的情况，实际上是要求译文应该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范。至于道安法师的“三不易”则是指三种不易于翻译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佛经是佛因时而说的，古今时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应令时，不易做到。第二种情况是要把佛经中圣智所说的微言大义传给凡愚的后人理解，时间相距很远，也不容易做到。第三种情况是指佛经结集时，那些大智者还需要不时地相互审察、校写，如今由普普通通的人来传译，也是件很难的事。道安提出这三点不外乎是要求译人注意到译经的艰辛，从而要求译人尽可能忠于译事。彦琼对于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之说，推崇备至，赞叹道：“……详梵典之难易(三不易)，诠译人之得失(五失本)，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把道安的主张仍然看成是了不起的发现。他不仅本人同意这些观点，而且在引用后又加以发挥了。终于形成了他提出的“八备”之说，所谓“八备”，是指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八个最基本条件：

 (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即要求译经人诚心诚意接，受佛法观点，立志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业，不怕花费长久的时间。

 (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要求译经人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别人讥笑厌恶。

 (三)“签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要求译经人对佛教经典有渊博知识，通达大小乘经论的义旨，不存在含糊疑难的问题。

 (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要求译经人通晓中国经史，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文字表达准确，不疏拙。

 (五)“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要求译人心脑宽和，虚心好学，不固执己见，不武断专横。

 (六)“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其备六也。”要求译经人刻苦钻研学问，不贪图名利，不奢望高贵职衔。

 (七)“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地。”要求译经人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但又不能拘泥于梵本格式。

 (八)“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要求译经入对中国文字学具有一定的修养，熟悉文字的使用，保证译文通畅典雅，忠实准确。

释彦琮所提出的“八备”，是他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经验总结，绝不是单纯的形式要求，尤其是第一、五、六这三条，特别注重翻译人员的思想修养，可谓深探本原。“八备”的核心是要求翻译力求忠实，而要做到忠实，译者必须要有高尚的品德和一定的汉、梵文的修养和造诣。

在《辩正论》中，彦琮还提出译经必须依据梵本的主张，他说：“语梵虽讹，比胡犹别”。接着他用大量篇幅，规劝当时的僧人学习梵文。但梵文毕竟难学，彦琮也深有体会，他认为“发蒙草创，服膺章简，同鹦鹉之言，仿邯郸之步。”学习梵文需要从头开始，需要花费气力。所谓“经营一字，为力至多”。接着彦琮提出“历览数年，其道方博”。只要坚持学习几年，学识一定会渊博起来。此外，他还提出了正确的学习方法，他说：“彼之梵法大圣规模，略得章本通知体式，研若有功，解便无滞”。要求僧人在学习中动脑筋，一定要抓住规律性的东西，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后来他又提出了“十条”之说。所谓“十条”系指“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要求人们从这十个方面入手，一定能够获得成功。他还鼓励人们说：“匹于此域，固不为难，难尚须求，况其易也。”

彦琮的主张对后人影响很大，但由于他对梵胡之分尚有模糊之处，不免也受到后人的非议。但彦琮的做法在当时还是起到了保证译经质量的作用。尤其是他对于学习外国语言的一些看法对今人是大有裨益的。

彦琮法师逝世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由于年代的久远，他的一些译著流传下来的很少，但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的翻译经验，制定的翻译模式，我们应该继承下来，作为今天从事佛学研究或从事语言传译工作的人们之借鉴。

来源：中国佛教协会官网